（5）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主要体现于宪法序言中（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时代中，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富强，还意味着美好生活这一多元复合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实现，这与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也相吻合。

另一方面，就概括式规定而言。[1]赵谦：《互助与自足：土地复垦监管的共同体关系及功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8期。

则相应的履职资格考试考核范围当更为侧重学科专业知识，可占权重比的75%。则可将其列为基础培训科目，按照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监管人员的不同考核范围权重比，分别占其培训学时的40%、60%、25%。前述监管部门职权清单规范所列明的各类监管职权事项范围与运行流程的应然步骤设定皆属于应当公开的权责信息。作者简介：赵谦（1981-），男，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审计部门协调参与土地复垦义务人报告事项履行监管。

则土地复垦监管人员任职保障所需学科专业知识与实务操作技能之履职能力准入、可持续事项，皆当在具体的监管人员履职能力基准规范、实效化在职培训规范中予以厘清，以为监管人员面向相对人更好地完成相关监管决策理由说明提供必要的规范化、制度化指引。口头交流技能则占权重比的10%。虽说此种一次性退出的流转方式是一种更为彻底的、也是使得权利义务关系更为清晰简明的流转安排，但在我国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待遇之前，承包地仍然担负着很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此种一次性出局的流转方式无法兼顾承包地的财产功能和保障功能，也难以打消社会各界对农民一次性流转承包地后失地的顾虑。

对适度规模的土地经营者来说，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效力越强，期限越长，越利于确保适度规模经营产生更大效益。进入专题： 三权分置 土地经营权 农地流转 权利体系 。在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下，发生债权效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以转包和出租为代表。在三权分置下，当农户仍以这种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松散联合方式入股时，其法律关系的实质等同于上述流转土地租赁权。

当然，在市场发育初期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可以对土地经营权再次流转设置适当的限定条件。在以落实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为目标的三权分置下，则新出现了 土地经营权土地承包权等概念，不仅交易的链条延长，权利的种类增加，权利的名称、内涵、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将发生改变，这必将带来农地流转权利体系的重构。

此种权利的弱保障性和不稳定性必将阻碍经营者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同样，土地承包权( 资格) 的丧失也并不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必然或者立即丧失。三权分置改革在着力构建以土地经营权为基点的物权性流转制度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债权性流转制度的建设，其农地流转权利体系设置仍应当采用物权—债权并行的二元格局，这既是我国现有财产权利体系内在法律逻辑的基本要求，也是回应实践中多样化流转需求之必须。《承包法修正案草案》第 6 条也规定: 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中分为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

也很难寄望通过继续推进分散立法予以根本解决这些缺陷。(二)《学校安全法》是一部学校安全治理的基础性和专门性法律 对学校安全治理问题进行立法，必须区别于针对某一领域突出问题的其他学校安全配套法律规范性文件的立法思路，需要明确《学校安全法》的基础性和专门性的法律定位。学校安全治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任何法律法规都应当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得到严格执行——没有规定法律责任并得到严格执行的法律文本都可能成为虚设。强调应用系统方法解决学校安全治理过程系统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工作流等的管理问题。

当前，社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并极有可能蔓延到学校场域之中，没有社会安全，学校安全就缺乏健康发展的外在环境，学校安全就是一句空话。学生平安保险作为专为在校学生设计的带有公益性质的险种，具有保费低、保障高的特点，可以使学生在发生意外事故后得到更充足、更全面的赔偿，对于有效防范和转移风险有重要意义，对于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学校是对社会变革反应最敏感、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部分，而学校对社会变革的强烈反应又最容易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这是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和实务操作中较为一致的做法。

学校安全法的综合立法模式，有利于打破分散立法模式下各相关法律法规设定的对学校安全治理各阶段的划分及其对相应主体在各阶段权力责任界定等方面的壁垒或界墙，实现学校安全治理的全程融合。从境外的有益经验和国内某些区域的先行实践看，在侵权责任承担的基础上，构建校方责任保险、学生平安保险和社会救助基金等有机结合的学校安全事故损害多元社会化救济制度体系，是解决学校安全事故损害救济问题的一剂良方。陈宝生部长提出建立校内和校外综合治理机制来整治校园欺凌，用社会、家长、学校的力量进行综合防范，从某种程度揭示了学校安全治理的社区安全风险防控与危机干预的协同治理思维。对《学校安全法》进行准确、科学的立法定位有助于立法框架与立法制度的设计，也是开展相关立法工作的前提条件，在确定法的结构和内容方面发挥着引导作用。学校安全治理责任的多元主体分担机制，作为学校安全协同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就是指多元主体(主要是指国家和政府及其之外的社会其他主体)共同承担学校安全问题产生的责任，共同承担学校安全治理的职责。在社区安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着力构建立体化的社区安全危机预警制度及其运行模式，将危及学校安全的社区安全隐患消灭在萌发阶段，对于学校安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社会理论、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在学校安全治理领域都具有较大影响和重要意义。能力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于创设适当的政策、法律制度与法律框架和有利于制度发展的环境。

社会安全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安全系统，包含了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安全。学校安全治理多元主体的法律责任主体不清晰，缺乏追责对象。

这是否可以说明，国家立法机关认为《学校安全法》的立法条件尚不完全具备、需要继续研究论证？那么，需要继续研究论证的重点问题主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厘清并确定《学校安全法》的立法定位、立法模式和立法框架等核心问题。强调关注学校安全治理过程内部和学校安全治理过程之间的逻辑联系、相互作用，关注学校安全治理流程中各治理单元的优化组合。

(一)综合立法模式有利于系统建构学校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当前，学校安全治理相关规定散见于一些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等之中，学校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但仍存在法律位阶不高、指导思想不统一、法制体系不健全、立法内容不够完善、不同法律法规之间在系统性和协调性方面存在问题等缺陷，严重影响学校安全责任与救济机制的一体化运行，制约了学校安全治理的效果。学校安全治理综合立法模式所强调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采用的是国家-社会-市场-学校联动协作的机制，实现上下左右互动融合的治理过程。[2] 问题在于，如何在这样多元而复杂的法律关系之间建构起科学合理的学校安全事故多元社会化救济制度体系？这个问题在当前的学校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在相关保险等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参见方益权：《中国学校安全治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4页以下。

该多元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和政府及其之外的社会非盈利性组织、第三方机构、独立机构、私人及私营企业等社会组织及个人等。社会安全是学校安全的前提和基础，学校安全是社会安全的有机组成。

【摘要】 当前，关于学校安全立法的研究，要么以主要面向校园内部的校园安全为视域展开，要么虽冠以面向校园内部和学校外部的学校安全但本质上仍阈于校园安全的立法视域。显然，在一部学校安全法的结构框架内，更容易以系统性思维实现多元责任主体更为清晰的权力责任界分。

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指社会团体通过能力建设来发展其一定的技能或胜任力，或提升其绩效水平。当前，学校安全事故频发，不仅与学校安全治理多元主体的法律责任分担不科学相关，也与学校安全治理多元主体的法律责任刚性不足有关。

我们知道，学校安全立法是学校安全治理问题上顶层设计的最好方式。安全风险防控主要责任应当在政府，政府才能调动人力、物力、技术、信息等各种资源做好全方位的、全程性的安全防控工作。它使一个团体或组织具有动态匹配功能，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以适应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的要素。【中文关键词】 学校安全。

学校安全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是在学校安全事故发生后，在侵害人不明、侵害人逃逸、侵害人缺乏赔偿能力、损害系由意外事件所致等情形下，为了保障受害学生能够及时获得必要的医疗救治和最低生活保障，由学校安全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对受害学生的全部或者部分抢救医疗费用、丧葬费用等进行垫付并发放困难救助金，而后由社会救助基金向赔偿责任人追偿的制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制定《学校安全法》建立健全包括划分风险辨识单元、开展社区安全风险评价、发布社区安全风险预警、建立社区伤害预警模式、健全社区安全应急预案和反应机制、开展社区安全风险教育等制度在内的社区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三、社会安全视野下学校安全法的立法模式 总览域外学校安全立法模式，主要包括分散立法模式和综合立法模式。社会安全系统中某一组成部分的安全问题扩大和强化，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安全度降低甚至进而危及社会安全母系统，激发社会安全问题。

因此，需做好学校安全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衔接，在学校安全问题上尽量减少立法交叉、重复和盲点。另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学校安全协同治理，蕴含了具有可行性的安全评估手段，有助于法律实施过程中强化安全监督与反馈机制的构建，强调且有助于安全考核的量化——这意味着在学校安全治理过程中形成监督与反馈闭环系统。